投资，对于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增长利器”，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标准，而要更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4月21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广州南沙新区挂牌成立。这是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港。
降准、降息、松绑楼市……今年以来，尽管政策层面暖风劲吹，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有增无减。面对这一状况，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直言，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
从现实来看，出口增长压力巨大，消费也难以成为“速效救心丸”，因此要遏制住经济不断下行的势头，就必须要加大投资。
“当前，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投资的问题。只有稳住了投资，才能稳增长、稳预期。”采访中，有专家表示。
但大规模投资会否演变成“强刺激”呢？对此，权威人士的态度很明确，“投资依然是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片面夸大投资驱动模式的负面作用，极有可能令经济陷入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他直言，有人说我国投资比例已过高，不宜再搞大的投资，这种观点不全面。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徐诺金则更加直白地表示，“这种‘恐投症’危害甚大。”
他向本刊记者谈到，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停滞问题，正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在他看来，“中国投资过度”的观点之所以“大有市场”，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而只是简单地把中国的情况与不同国家进行横向的对比，由此得出中国消费大大低于他国，储蓄投资大大高于他国，因而主张降低储蓄、扩大消费、抑制投资，使中国的消费储蓄与投资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结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要尽快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标准。”他建议。
“投资过度”的标准是什么
“过度投资导致中国投资效率下降”、“中国过度投资导致居民承受巨大负担”、“中国长期过度投资对消费形成伤害”……近年来，国内外不时有类似的言论见诸报端。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投资体制，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投资率是被高估的，而消费率是被低估的。”徐诺金举例谈到，现实中，不少项目层层转包，投资资金大幅缩水，一些中标人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压价倒手转让给他人，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远没有统计数据上的那么大。
“与之相对应，由于体制性因素，有些消费比如行政事业单位违规福利的发放、公款吃喝等。这些公款消费、公共福利可能进入项目预算而不能以消费的名目列支，消费中没反映，却在投资中反映。”他谈到。
实际上，早在2011年，世界银行就曾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统计方法、税收规避、投资漏损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而消费率存在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费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40%～55%，而投资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35%～40%左右。
这样的投资率虽然不低，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大体相当。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投资占GDP比重一直被视为中国投资过度的一个时髦证据，不过在受访专家们看来，仅仅依据这一项标准过于武断。要判断投资是否过度，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从人均投资量在GDP中的占比来看，中国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访中，有专家表示。
而在徐诺金看来，如果回到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宏观经济平衡的最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就不难推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核心标准应是储蓄率。
需要提及的是，虽然我国的投资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不算低，但近年来我国的储蓄率也呈现较快上升势头，近10年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目前已占GDP总额一半左右。作为比较，2014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8%。
按照徐诺金的理解，这已是二者之间比较小的差距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两者缺口已经扩大到10.7个百分点，之后在国家促进投资政策拉动下虽再次缩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个百分点。”因此，他认为如果按照储蓄率这个标准去分析就会发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投资并非“罪魁祸首”
曾有观点认为，正是对投资的“热衷”，才引发了产能过剩、货币超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乃至腐败、结构调整困难等问题。
对此，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直言，对一个经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来说，高投资是求之不得的有利条件，伴随而来的各种问题，正确的解决之道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节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应是否定高投资、否定高增长的必要与好处。
“事实上，投资与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他认为，虽然产业结构失衡、分配结构失衡等与过高的投资率存在一定关系，但就此得出“投资率不降，投资驱动旧模式就无法退出，结构优化就无法实现”的结论，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谈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我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会留下来一些扭曲和干预。
他强调，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但是，他认为，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事实上，对于饱受诟病的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全面启动了投资体制改革，大幅修订政府核准投资目录、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调整优化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等举措，将有效弥补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拉动有效投资、推动创新创业。
投资将促进战略性转化
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采访中，有不少业内人士都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虽在加快孕育，但总体体量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因此，“稳投资”恰恰可以为结构调整和新动力的成长提供时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稳投资”仅仅是个“过渡期临时措施”。事实上，在林毅夫看来，对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将是一个长期战略。
他向记者解释到，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又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此外，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
“从长期来看，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长此以往，就容易引发危机。”他认为，美国成为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国，正是缘自于此。
徐诺金的观点不谋而合。
“消费与形成资本的源泉——储蓄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消费多了，可用于未来扩大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储蓄就少了。”他谈到，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那欧美应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债务危机越重。
“反之，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就会提高，收入随之增长，消费也可以增加。”林毅夫提供了两组数据以供参照：2008～2012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2%；1978～2007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为7.7%。这意味着，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恰恰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可见，投资比重的多寡真正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林毅夫告诉记者，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这13个经济体中，体量最大的日本，其GDP规模也只有中国的一半，因此对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而言，能维持的时间应该远超过25年。”有专家提醒到。
中国投资空间非常巨大
既然增长离不开投资，西方国家为何会“视而不见”呢？
除了前述低储蓄率导致的“无能为力”，专家们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投资空间的不足。
与之相比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还处在一个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保、医疗养老等民生改善，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些领域，扩大投资根本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仍有巨大的投资缺口。
“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但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包括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设备等基础设施欠账很多。”徐诺金谈到，另一方面，在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城市基础设施综合建设方面，例如城市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生活服务体系的投资需求也非常巨大。
国家发改委曾经发布一份报告，预计截至2020年，城镇化将产生约42万亿元投资需求。其中，中部地区投资需求最大，达19万亿元。
其次，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中国同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
专家们谈到，随着中国经济传统竞争优势的逐渐弱化，未来需要更多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投资。林毅夫表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中国每年在进口芯片上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还多。英特尔一年的投资等于中国一个五年规划对半导体的投资。”史正富举例说。
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同样需要投资来支撑。
“中国有几亿农民工进城，但他们大都从事较为低端的劳动。而下一轮产业升级需要的是日本、德国那样的技术熟练工。”在史正富看来，中国要培养几亿熟练的、专业的工人，这同样是巨大的投资空间。
最后，在史正富看来，保障民生、改善收入分配，也需要国家投资能够产生长期稳定收益的社会资产，并用这些资产性收入定向帮助低收入群体，这样也能避免市场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
“欧美的经济教训已经告诫我们，靠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很难，不是办不到，就是不能持续。因此，中国必须走新路。”他认为，有效的新路是国家筹资投入那些能够带来固定收入的资产，再用固定资产收入去帮助低收入者。（尚前名 王仁贵）
责任编辑： 穆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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