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扑面而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的世界天翻地覆。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但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整个人类文明都依赖石炭纪储存的碳资源的社会，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已经竭尽全力。换句话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日薄西山。
而部分美欧学者近期预言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它是大工业革命最后的篇章，作为一个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实用经济计划，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在一幕名为“未来”的场景里：支柱正在向可再生能源慢慢转型；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每一处建筑或基础设施都会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储藏间歇性能源；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全球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运输工具都转向插电式或燃料电池式，在洲与洲之间的电网平台上买卖……
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和基础设施。它们的建成将标志着过往200年的峥嵘传奇岁月的结束，而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也将由此拉开帷幕。
听起来遥远吗？从理论上看，它的出现可能只意味着“亚当·斯密”的渐渐远去；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终将改变世界，伴随而来的绿色科技，也会打破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塑造的结构。而且，当“憧憬者共同谱写全球经济新故事的片头曲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开始了。面对这幅正徐徐展开的21世纪蓝图，每个人要打起精神，每家公司要做好准备，每个国家更要拿出新的路线图整装待发。
直面新一轮国际科技创新形势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最困难之时，往往是技术和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之际；而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又会为经济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回溯200多年来发生过的科技革命，无论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还是信息技术的跨越，都是在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周期性调整时期酝酿的。
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将复苏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科技革命上——谁能提前判断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据以进行前瞻谋划和重点部署，谁就很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率先复苏。
这是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在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影响下，国际科技创新形势可能会有几个突出表现：
首先，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有人说，“科学的沉寂”已达60余年，但随着科技知识体系积累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许多传统的、新的或交叉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仍处在持续加速发展过程中。譬如，在物质能量的调控与转换、量子信息调控与传输、生命基因的遗传变异进化与人工合成、脑与认知、地球系统的演化等前沿科学领域，以及在能源、资源、信息、先进材料、现代农业、人口健康等关系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领域，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日益显现出群体突破的态势，孕育着重大突破。这种蓄势待发的科技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和国民财富的获取方式。同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周期明显缩短，以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为例：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元资产用了47年，微软用了15年，雅虎用了2年，谷歌只用了9个月。
其次，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科技资源在全球流动也日益加快。表现在人才方面——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资金方面——国外资金在一国研发资金中占到相当比例；国际合著论文方面、三方专利和PCT专利数量方面——均呈快速增加的势头。
第三个趋势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和表现形式更趋复杂化。一方面，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更加强调企业、用户、中间商等的全方位参与；另一方面，基于市场需求和与中小企业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已成为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高收入国家对于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远高于研发投入，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交易活动更加频繁，这对于运作良好的专利制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在加快调整。目前的形式呈美亚欧科技三足鼎立——从科技投入来看，近年来美国、亚洲均占全球研发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欧盟所占的份额略小；从专利来看，全球的专利申请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欧盟。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小于欧美发达国家，从而使其有能力在科技上投入大量资金；但发达国家凭借其长期的积累和雄厚的实力仍居前沿。
正因为此，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化对创新的宏观管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创新”成为科技政策的主旋律，各国无不希望化危机为机遇，引领经济走向繁荣。
这些新形势、新变化，同样让中国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如杰里米·里夫金所说：“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最艰难的部分在于观念而非技术的发展。”
新机遇，中国必须把握住
有人说，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的发展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
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又仅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头，对中国而言，就是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中国正处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期，在科技事业上加大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由此凸显。
物质基础的重要性无法规避。在整个多元化的社会科技投入体系中，财政投入又无疑带有决定性作用。我国总体科技投入近年来虽有快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国在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科技支出、建立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还要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包括集中资金保证重点科技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处理好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的关系；推进财政投入从单纯对单位或项目的支持到更加注重对“创新平台”“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支持的转变；制定研发设备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拉动企业研发投入等。
此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手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抓住自主创新的“牛鼻子”，真正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要赋予它实际的载体。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潜力巨大，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主动。
尽管竞争残酷，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价值链的快速分解，人们的创新活动日益连成整体，也让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相互合作。目前，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仍然是中国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方式，此类合作不但与自主创新不相矛盾，更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手段之一。制定国际合作战略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有全局的思考和政策制定，建立“智库”以长期跟踪、监测并对突发事件做应急预案和措施；同时拥有一批大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并进一步发挥企业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作用，鼓励他们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走并购国外科技企业的道路，短时间内掌握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纵观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给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变化；而科技的重大突破，也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新的科技革命依赖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密切融合、互相促进。当我们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一规律后，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人才和资源，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国科技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