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刘海龙、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在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所进行的大数据信息排查中，四川防疫部门发明的“时空伴随者”概念走红网络。网络上的段子调侃说：过去靠亲情、友情与爱情来定义的人际关系，如今被手机终端与基站构成的电信网络所定义。其背后的逻辑是：互联网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与人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捆绑在一起，成为我们须臾不可离的生存媒介。伴随现代性的兴起与实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然组织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现代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技术架构。但因为其虚拟性，互联网及相关技术一直被这个领域所忽视。近年来，随着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兴起，从基础设施视角对互联网接入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使得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技术媒介被重新“发现”了。
作为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环境的物质基底，基础设施十分普遍，我们甚至会忽略它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唐 · 伊德（Don Ihde）所说的技术人工物的“准透明性”（quasi-transparency）。[1] 而就那些构成数字通信环境的机器而言，其基础设施同样建立在一系列资源基础之上，这些资源通过生成、维护和处置的链条转化为人工制品/人造物。[2] 默多克（Graham Murdock）认为，当前媒介研究的“学术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代通信系统的物质基础。他用“物质”（material）一词来指代这一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
技术与生活世界
[美] 唐•伊德 / 著
韩连庆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互联网时都处于下意识的状态。当一种传播技术得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相当的地理范围内普及之后，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就会变得麻木起来，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3] 并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言说和感知之中。我们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各种智能终端以及移动交互界面的使用即是如此，而这一点在技术媒介发生故障时会变得尤为凸显。[4]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极少被正面提及的它们，此时会赫然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并挡住我们的去路。这种显现既体现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经验里，也体现在我们对它们本身的思考中。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Fourth Edition
Ulrike Felt et al.
The MIT Press 2016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互联网基础设施视为一种“后勤媒介”（Logistics Media）的。所谓“后勤”，是指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解构、协调或过滤着社会秩序，但却难以出现在日常讨论的中心。近年来，国内外媒介研究者试图将各类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协议、数据中心、智能手机以及算法等）推向“前台”，以此凸显这种后勤媒介组织和构建人类世界的方式、后果和未来。本文主要选取了研究语境、理论问题与总体趋势三个角度，以回顾近年来媒介研究领域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探讨。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全球扩张、平台化与日常生活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已成为网络运营商以可承受的价格向其所有潜在用户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5] 就像生活用水、电力资源以及通勤网络一样，它已经演进成为一种大型的技术系统，并与所在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形成历史性的互构与转化。[6] 伴随现代性城市一同兴起的大众媒介，以及当下数字媒介技术及其应用设备的文化普及与制度安排，尤其是移动互联终端以及各类大型数据中心所构建的异质化传播网络，已经深深嵌入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7] 而且，全球互联网不是由二进制编码构成的、脱离于物质空间或摆脱了政治经济干预的虚拟空间，而是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技术复合体，是虚拟空间中以符码为载体的传播流与领土、物质、制度、组织空间的选择性交融，其已嵌入、映射并延伸至由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8]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内部结构和运作仍然是一个黑箱。[9] 不同于技术工程学的视角，媒介研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聚焦，在全球扩张、平台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生产并揭示它们的“可见性”（visibility）——这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的学术语境。
当前，互联网科技巨头正在从信息服务的数字化平台成长为一种向全球扩张的，纵跨社交网络、购物网站以及搜索引擎的互联网基础设施。[10] 由此，互联网巨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社会与经济结构中，并构建起一个再中心化的、日益扩张的平台社会。而各类互联网平台在参与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本地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分配方式。[11]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互联网公司牵头的万维网建设除了带来无限商机，“越洋电缆的登录之处，成为处理巨量资料的节点，海底电缆也复制了既存的地缘政治矛盾与社会权力冲突”。[12] 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对环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研究专著《海底网络》（The Undersea Network）向我们昭示了这些深藏海底的神秘网络对全球数字化传播实践的物质支撑，以及社会多元主体围绕海底电缆的物质性（物理材料、技术标准、行业组织、环境影响）所展开的协商、竞争与冲突。[13]
The Undersea Network
Nicole Starosielski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相对于海底电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亦是维系全球互联网数据生产、存储与传输的物质基底。霍尔特（Jennifer Holt）和冯德劳（Patrick Vonderau）对谷歌数据中心及其云端存储的考察，便展现了互联网巨头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和视觉包装来淡化和遮蔽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于自然环境、能源消耗及其市场垄断的“可见性”的，他们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物质维度的分析解构批判了互联网的虚拟性以及云端存储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反思这种技术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权力结构对媒介文化与公共生活的政治影响。[14] 在国内，从2020年4月开始，由各级党政部门直接推动，互联网科技公司、三大网络运营商深入参与的“新基建”，聚焦的主要就是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以及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关科技巨头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云端数据存储与流动等问题在全球展开了技术竞争和话语博弈。[15]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Nicole Starosielski, Lisa Park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就普通用户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而言，社交媒体、城市通勤、地图定位、共享经济等互联网服务正在或者已经通过“平台化”的过程来展现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的潜力和目标，[16] 并全方位地构建着我们的生活体验与传播实践。普兰廷（Jean-Christophe Plantin）等人据此提出“平台化的基础设施”（platform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与“基础设施化的平台”（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platforms）。这种将平台与基础设施融合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将基础设施的物质性问题带入对互联网平台的媒介研究中，另一方面强化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平台化层面对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的重构、使动和框限。[17]
但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台化”过程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整合，在实践层面仍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张力，即便在高度数字化的美国也仍有为数众多、分散的线下人群。譬如生活在俄亥俄州城乡接合地带——准乡村（quasi-rural）中的居民，他们直接体验到的数字鸿沟及其无法随时接入互联网的社区生活方式，便验证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同构并再生产了既定社会经济与地理区域中的结构化不平等。[18] 与之相比，互联网基础设施在非洲国家的扩张，则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通用服务[19] ——互联网科技巨头在非洲的进驻和市场化过程需要被嵌入当地的官员行政网络、地理环境改造、人力资源安排、电力网络协调、社群意义生产等多个方面，才能具体落地并发挥组织和协调当地日常生活的基础作用。[20] 在中国，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它的平台化通过技术、商业、话语机制和中国数字资本主义合流而实现，特别是中国小资产者和多元参与者（地方政府、风险投资、企业公司、数字劳工）的紧密结合促使阿里巴巴能够在小资本主义和贡赋国家的张力中快速生根发芽”，[21] 这同样有别于西方世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台化进程。
重新发现和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垄断的公共性与政策规制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其一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即垄断的公共性（publicity of monopoly）。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理论现象，一方面由现代性所驱动的基础设施理想（modern infrastructural ideal）旨在通过大型社会技术系统（譬如电力网络、供水系统以及城市交通等）的普及和通用来促进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追求普及和通用的过程只有靠服务供应主体的垄断才得以实现，但垄断的过程势必会因为对效率和利益的考量而导致社会人群使用基础设施的非均匀状态，边缘群体往往会被排除在外。[22] 相较于电力、交通、供水等现代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正在从理念和实践的层面将这种垄断的公共性推向极致，因为全球的互联网服务基本都是由高度私有化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所掌控的，他们宣称的全球连通和数据驱动使得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保障公共性的重要支撑。
在这里，公共性被描述为一种技术的乌托邦，由民族国家、能源、阶层差异、资本和权力所构筑的阈限性似乎不复存在。[23]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公共性的话语包装，掩盖了其对公共生活及其用户的技术与资本垄断，特别是对低效国家政府部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快速普及能够为外来的互联网巨头在当地确立合法性和垄断模式的跨国移植提供充足的便利。[24] 但在亚洲的一些民族国家（譬如中国），由平台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譬如微信）所构建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技术、资本、国家监管以及网络主权议程之间的多重角力，技术民族主义成为互联网科技巨头在寻求市场垄断时不得不面对的前置条件。[25] 在国内，为了协调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垄断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价值冲突，互联网巨头会在二者之间求取一种微妙的利益平衡，其显著地表现为“行业标准—国家规制”的双重逻辑，以及就此做出的艰难妥协。[26] 尽管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进程亦在推动自身的数据开放与产业融合，但平台以数据进行连接，通过基础设施的平台化不断模糊产业边界，很有可能会因此从开放走向对其他创新者的业务侵蚀，并在此过程中酝酿寡头垄断与公私权力的重新配置。[27]
其二是国家政治制度如何处理与具有媒介基础设施属性的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关系。如何内化一套平台化的治理理念和治理逻辑，成为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核心问题。[28] 然而，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政策规制所展开的研究，不仅展现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元性，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不同地缘政治区域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加以规制的相似逻辑[29，30] ：其超越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机制，不同国家对它们的治理基本都涉及一个由多元行动者——譬如技术设计者、私营公司政策、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等全球机构的行政职能以及国家法律和国际协议——参与的决策过程。[31] 在西方主流的学术框架中，国家—互联网关系的二元架构是多数研究者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政策规制的主要参照系，[32] 而国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两个维度——以海底电缆、交换机以及接入设备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与以IP地址、域名以及互联网技术准入标准等为代表的虚拟基础设施——均能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需要通过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协商才能够被贯彻成为公共政策。[33]
政策规制的多元性凸显了主权国家之于规制措施的不同侧重以及特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当互联网的技术形态、创新主体、社会基础经历重大转变，互联网治理的规范性观念也有可能随之出现转折。而除了地域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转移，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也在符号体系、社会规范、经济组织等实践领域中诱发了新一轮变革动荡。[34] 从国内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规制实践来看，基于移动互联网服务的科技公司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急剧扩张，促使国家以市场为中介因素来平衡自身与大型互联网基础设施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譬如相关部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政策规制的发力点，在2021年4月和8月分别对阿里巴巴和美团开出了182.28亿和34.42亿人民币的罚单。与国内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国有化不同，互联网基础设施私有化运营的无序竞争与寡头垄断挑战了国家对基础设施的规制边界，而后者的介入则强化了现代基础设施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地缘政治含义。[35] 在大型数据中心与互联网技术协议（譬如5G）准入方面，民族国家始终在场，它是推进和参与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的重要变量。
在中国语境下，尽管由于技术漂迁的偶然性，国家无法预知和左右互联网未来的方向，但是一旦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大规模互联网技术应用出现在地平线上，顶层设计始终主导着关键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发起和建设，[36] 并在市场价值和利益导向方面保留着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规制潜力——这种规制方式在技术安排与制度设计层面让国家得以比市场抢先一步进入国际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缘竞争，并因此拥有介入、调整甚至重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心节点布局的议价能力。[37]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虚拟生存的迷思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日常生活及其传播实践的物质组织与维系，解构了一个持久萦绕于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研究中的迷思——赛博空间及其虚拟性。作为基础设施，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实践生产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度。这里的“物质性”在本文中着重体现为互联网的物质维度（技术协议、接入设备、数据中心、网络基站、海底电缆等）对日常生活与全球流动的常态化维系，这是一种生存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媒介技术体系。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后勤媒介汇集了出于各自利益而对其建设和运作施加影响的不同行动主体，这个复杂过程往往以后台或者背景的形式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忽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传播技术与社会实践的黑箱化。这是一个需要被揭示的，互联网巨头、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技术可供性、普通网络用户、政策规制等异质化行动者相互纠缠的实践网络，对这个实践网络的描述和分析带来了一种不同于“数字化生存”的新理解，关于虚拟现实的技术迷思被从“云端”拉回“地面”。
否定虚拟生存迷思，并不是去构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范畴。有关虚拟生存的迷思和畅想犹如一个幽灵盘桓在人类对互联网未来的想象和期待之中，从云端交往到元宇宙的世界，不一而足，它不断地以“新技术”的面孔向人类的终极梦想（即无介质交往）快速掘进。由此，我们不得不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与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以虚拟生存为代表）能够在当下共存或者竞争？
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我们“打交道”的寻常之物，它在迷思性阶段（通常是互联网创生但未完全普及的时代）的神话已经被完全祛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媒介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很少直接出现在人们的使用情境和言说讨论中，功能主义导向的工具论使得这一技术媒介变得更加“上手”（ready-to-hand），它们悄悄退居背景和环境层次，庞大、复杂的技术媒介系统及其政治经济实践仿佛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它所承载并维系的日常生活。这是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够作为后勤媒介的逻辑前提，但只有当这个后勤媒介被重现、聚焦之后，围绕这种媒介技术所构建的实践网络才能够重新显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包括：我们在时空中的实时位置、在赛博空间中的访问痕迹成了场景移动、网络接入以及物流配送的前提；大型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集群在全球中心城市与自然冷源丰沛的地域密集分布；跨国互联网巨头围绕移动互联网标准展开了激烈的具有浓厚地缘政治色彩的商业竞争；近百年来，海底电缆的全球布局成为实现和贯通数字化通信、金融体系、洲际连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38] 全球卫生防控危机的蔓延迅速阻隔甚至击溃全球网络体系（交通网和互联网）所支撑的人群、商品以及信息的跨地域流动。
神经漫游者
[美] 威廉·吉布森 / 著
Denovo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3
但另一方面，虚拟生存的迷思仍徘徊在最前沿、尚未获得普及的工程实验室以及面向普通用户的一整套技术乌托邦修辞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指引着人类感知并定义着新技术的方向。智能手机的移动交互界面以及各种VR和AR穿戴设备已经可以把人类的意识短暂地带入凯斯（Case，小说《神经漫游者》的主人公。——编者注）望眼欲穿的赛博朋克世界。可见，当此前人们为之欢呼和宣告“虚拟生存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物质性实践的方式完全嵌入日常生活时，它们也将脱离迷思。但悖论在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拟生存并没有偃旗息鼓，它会继续以前沿科技的面孔再次出现。新的技术迷思及其实践构想搅动着全球的互联网发展，并仍然执着于向大众许诺和建构一种令人向往的主体性和公共善。这正是文森特 · 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中所说的“迷思意识”。在他看来，由互联网构筑的赛博空间不仅是迷思意识上演的地方，也是孕育这种迷思意识的温床，当下我们正处在一种孕育了不确定性和无数迷思的局限的状态之中。[39]
数字化崇拜
[加] 文森特·莫斯可 / 著
黄典林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这是一个莫比乌斯带式的认识论循环。作为后勤媒介，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实践网络（互联网公司、民族国家、地缘政治、资本流转、技术可供性、普通网民以及政策规制）构筑了一个充满人—机接口（各种智能终端）的媒介物质环境，数字媒介以伴随和嵌入的状态重塑着人类在前互联网时代所栖居的自然物质环境及其感知方式。在当前的移动互联时代，由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实践网络所构建的这种媒介物质环境，逐渐以一种“后勤”的状态维系着全球的信息传播秩序及其数字化世界。若要理解我们的存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后勤媒介的“可见性”需要被关注和揭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国家权力及资本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现代化、民族主义的标志或资本炒作的热点，产生了拉金（Brian Larkin）所说的“基础设施的崇高”，虚拟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元宇宙莫不如此。但是，也正因为这种“景观政治”，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才得以凸显并引起学术社群的关注，而对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后勤媒介及其可见性的分析和论述，也使得虚拟生存的神话与迷思能够得到较为深入的祛魅和反思。
吊诡的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与其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悖论摧毁了人与物的边界。在传播实践的意义上，这种边界的消融表现为：人类始终会被卷入与这些物“打交道”的过程和环境中去，物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之平庸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功能化应用场景中，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的观念（抑或迷思）一直是推动媒介技术创新的意识形态力量，技术迷思所许诺的虚拟生存同样在实践层面寻求构筑一个类似“绿洲”（《头号玩家》中的虚拟世界）或元宇宙的数字世界，以部分或完全替代自然物质环境。但这个数字世界犹如悬浮的平行时空，进一步虚化了使之得以可能的后勤媒介逻辑，在此意义上，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实践网络的“可见性”也被遮蔽了。这便是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前提。正如齐泽克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然坦然为之。这正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法。
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其“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二律背反中构建了当前的数字媒介语境，并使普通网民栖居于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新型物质世界。在未来的媒介研究中，呈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冲突、协商以及复杂性，将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身处其间的新型物质世界以及我们自身。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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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原题为“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法—媒介研究中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