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30年的时间点。中国互联网行业30年的产业发展史，也是持续不断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致力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历史。
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由于其在人们衣食住行、旅游购物娱乐等各方面的深度参与，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同时具有市场身份和社会属性的新型组织形式，也因此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开展社会创新的期待。
北京工商大学经管学部主任郭毅教授认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在信息获取、资源调集和组织协同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实现了社会创新的“技术赋能”和“市场赋能”，也提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水平，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目前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还存在成效不实、成本难评估、创新机制和生态有待完善等问题。
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在提升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中国互联网行业30年来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情况？
郭毅：这30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公共属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行业是伴随着行业内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实践而共同发展的。
这些年来，互联网企业在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实践、参与国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开展特色创新性社会责任项目、引领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商业伙伴的社会责任行动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贡献。可以说，我国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都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行动努力，也产生实质性的成效。
南方周末：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创新这两个概念有何区别与联系？
郭毅：一般来说，我们平时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一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企业率先兴起的广义的社会责任运动，它包括多方面议题和多种实施方式，在实践中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差异和制度体制差异。
应该说，企业社会创新隶属于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价值取向、基本目标和核心议题上与企业社会责任所追求的没有太多的差别，但企业社会创新强调的是通过“创新”实现上述方面，包括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制度机制的创新与重构，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等等。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还包括用常规性方法参与社会性议题的解决，比如企业内职业晋升通道、职业病防范，企业对外公益慈善行为，等等。
南方周末：你对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什么重视这个议题？
郭毅：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已然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衣食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方面社会生活的新型组织方式。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竞争性市场里的企业，平台型企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美团平台和入驻平台上的一家卖早点的商铺，尽管都称为“企业”，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后者是“参与市场”的一般竞争性企业，而前者是“组织市场”，并提供类似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应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支配能力，因此也相应承载着比后者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
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本质上还是“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这就意味着，互联网平台型企业面临着十分宽广的价值谱系，既可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也可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家所谓的“社会企业”。
正是因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同时具有市场身份和社会属性，在自身社会价值目标定位上又存在多个层次和多种维度，随着平台型企业社会影响日益提升，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至关重要，也因此成为社会责任领域研究的重点议题。
南方周末：你一直提倡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要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开展社会创新与参与社会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郭毅：随着当前人们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网络化、扁平化，常态社会治理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复杂性也相应提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人际社会中的关系生态在互联网系统中得以再现，并极大地扩展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维度与沟通的效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社会生活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融合，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元的形态。
企业尤其是大型平台型企业逐渐整合起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形成无数买家和卖家的线上集聚，构建起不同类别的在线社会生态。这类平台型企业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企业在信息获取、资源调集和组织协同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实现了社会创新的“技术赋能”和“市场赋能”，也提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事实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并不是“伦理无涉”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结合具体业务设置社会创新议题南方周末：与其他行业相比，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是否有不一样的特点和方法？
郭毅：我们认为，企业社会创新应当结合企业的主营业务进行，在自身涉及的市场领域，发挥技术和行业业务专长，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创造实质性社会价值。
相对于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而言，如前所述，应当发挥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结合平台上商业生态面临的具体社会议题，如平台诚信营商环境构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以及具体业务中的要求，设置社会创新议题和实施方案。
南方周末：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是否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
郭毅：社会创新应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管理有效呼应，在政府行为成本较大，而商业组织又具备优势的一些领域有所作为。
例如，由于应急救灾预案启动的偶发性特点，如果政府动用常态性的物质资源进行应急救灾的储备，那么投入成本高，日常损耗大；而京东等商业平台在地理空间上具备常态化、毛细血管式的商业网络分布，在应急救灾情况下可以迅速将仓储食物和日常用品由商业用途转为公益用途。
另外，针对当前快递物流业包装材料滥用所带来环保压力，美团等平台积极开展限塑包装、推广可降解材料、减少一次性用品等行动，并以此约束加入平台的商业组织行为。这些都是近年来较为成熟和成功的社会创新举措。
南方周末：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郭毅：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商业组织形态不断创新与再构，形成了当前不断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是一个处于动态开放、不断生成的过程，我认为还远没有到可以进行事后总结的时候。
创新场景丰富，成效还需观察南方周末：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对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意味着什么？
郭毅：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方案，技术的迭代加速进行，技术的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许多传统议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康养、医疗领域的应用，也被诸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关注，成为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新的创新业务；三是由于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的伦理要求，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议题，亟待通过社会创新加以解决，当前对于这个问题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在于不仅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包括原来知识密集型行业，如医生、律师等一些常规性工作也开始被人工智能替代，所引发的就业相关问题需要新的社会创新加以解决。
南方周末：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目前有哪些不足之处？
郭毅：一是创新场景虽然令人目不暇接，成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评估，尤其在资本加持下，一些“创新”在概念上、模式上力求契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但实际成效并不明显；二是要科学评估社会创新的成本代价，我们不能只是盯着创新可能解决的问题和产生的成效，更需要科学评估社会创新产生的成本，尤其是社会成本代价；三是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创新方案的形成和落地实施、成效评估等，需要精益化的管理和资源配套。如果创新所要求的组织机构建设等相对滞后，则可能意味着创新风险和可能引发的沉没成本；四是创新的外部社会生态有待形成，利益相关方沟通与社会响应不足。
南方周末：你对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有哪些建议？
郭毅：一是在议题选择上，紧扣主营业务领域，发挥专长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二是将社会创新项目纳入有效的、科学的管理范畴，责权利匹配，人财物保障，项目规划、组织实施、过程管理、成效评估实现一体化；三是强化利益相关方沟通，广泛吸纳利益相关方参与。
• 2024年，在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将在7月举办“第四届中国互联网行业CSR论坛”，邀请各界共同回顾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方法和成果，探讨互联网企业更好创造社会价值的有效路径。更多相关资讯，请持续关注南方周末。
